刘军宁：“价值发现”源于资本自由

价值投资者利用资产流通性的变化趋势来投资，在流动性相对最低时，以低价买入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等待流动性增加。这就是价值投资者的价值发现能力。

人的自由是政治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相应地，投资哲学则关注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在以往的投资哲学研究中，资本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忽视。更无人去关心资本的自由与人的自由的相关性。在这个世界上，个人越自由，资本就越自由；资本越自由，资本的使用效率就越高，资产越流动，才可能到达社会的每个角落。

本质上，资本自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一个重要外展。正如自由是免于强制一样，资本自由同样需要免于强制。资本自由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干预程度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政府的干预越少，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越有效，资本自由程度就越高。个人自由与资本自由甚至是捆绑在一起的。投资移民这个现象，最好地说明了个人自由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多么难以分开。

资本的自由也有助于增加个人的自由。有一种观点错误地认为，资本是剥削的产物，带来了奴役，因此资本自由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应该取缔。然而事实却是资本带来了自由。社会的自由化程度、经济的繁荣程度，取决于资本自由化的程度。资本自由的扩展也促进个人的经济自由，乃至社会、政治自由。有了资本自由，才有财富增值，才有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改进，才有物质的丰裕和文化的发达。只要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是正当的，资本自由也就是正当和必要的。有人说，资本自由仅仅是富人或资本家的自由。这是错误的。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而且与每个人都有关；它绝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容易得多。限制资本自由，权贵受益，穷人受损。

上个世纪最狂妄的谬见就是，认为一些人有能力控制和规划社会，主张用政治权力来配置资源，以取代资本的自由流动，并断言帮助民众的最好办法是剥夺他们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一切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然后交给一个集中了一切权力的集团去掌管。于是，国家成为资本的唯一拥有者，穷人和富人都失去了资本和资本自由。计划经济的失败，首先是资本的国家占有与取缔资本自由的失败。靠命令的计划经济是靠权力驱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却是靠资本驱动的。权力靠的是强制，资本靠的是自由。对资本的管制，就是对自由的管制。

在投资领域，资本自由的体现之一就是资产的流动性（liquidity）。流动性指的是资产转化为现金的自由、迅捷、方便和折价程度。资本越自由，资产的流动性就越高。资产失去了流动性，沉淀在里面的资本就失去了自由。

人在自由中实现其价值，一个因为普通刑事罪被终身监禁的人很难实现其价值；资产在流动中实现其价值，资产的可流动性与资产的潜在价值成正比，越能自由流动的资产价值越高，这就是“现金为王”的道理。例如，B股市场上的股票虽然与同公司的A股股票同股同权，但是由于其流动性受到了人为的限制，价格相对于A股就也要打折扣。这就是所谓的非流动性折价（discount of illiquidity）。

持不同投资哲学的投资者，对流动性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对资产流动性的理解和洞见，可以给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指导。资产在买入后流动性越来越差，这就是坏的投资，例如在鬼城建成前的房产投资；资产在以合适的价格买入后流动性越来越好，这就是好的投资，例如购买优质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跟风的投资者往往在流动性最高的时候高价买入资产，买入后流动性下降。而价值投资者利用资产流通性的变化趋势来投资，在流动性相对最低时，以低价买入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等待流动性增加。这就是价值投资者的价值发现能力。(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