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财力社会的一个范本

过去时代的广东因处地偏远，受权力社会影响小，而在权力长橹力不能及的末端，它自觉发育成财力社会的模型。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渗透在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这注定它与市场经济最为相容

人尽皆知，粤商历史悠久，与晋商、徽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人尽皆见，粤商以其生猛鲜活的形象，在今天10+1商帮显得另类，依然十分打眼。

为什么粤商如此卓尔不群？

从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粤商的卓尔不群首先得益于地域。自古以来，广东是个让人心中发毛的地方。如果说，湖南是南蛮，广东则是南蛮中的南蛮。五岭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湖南处在中部，湘江入长江归东海，珠江则直接入南海。正是五岭这道天然屏障，阻碍了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北方人干脆称之“蛮夷之地”。 蛮就是不文明、不开化，夷就是外族，合起来就是“不开化的外国”。这种地域歧视，直到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岭南地区得到逐步开发，与中原开始同步，才逐渐被淡化。

我高中毕业后去过广东，被他们叫“你们北方人”。但以“南中之南”自居的广东，将它与湖南比较，完全可以结论：湖南多少还受中原文化的熏染，广东几乎完全是自生自发的化外之地。 

湖南是屈原、贾谊、柳宗元、欧阳修的流放地，好歹还是流放官员；广东则糟糕到了头，它直接被拿来流放罪犯。原因是它比湖南更偏更不开化。程度如何？近日，我研看易中天教授的《读城记》，发现一个重要的史实：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也要27天。官方重要决策，传到广东，黄花菜早凉了，等于过期。所以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制度，因为时效无限期的延宕，对广东基本难有影响。而广东人似乎也乐得这份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上无天管，下无地收，他们什么都自己搞，语言也不例外，于是首先创造许多让人目瞪口呆的词语。湖南话最难懂是曾国藩的湘乡话，一百句北方人听不懂一句；广东话尤其是潮汕地区话，一万句北方人也听不懂一句。曾国藩当年上奏就曾害得慈禧听了耳痛。当年若不是雍正皇帝强行命令广东人全部必学普通话，今天的广东人恐怕全省公民都只会说一句“我母鸡啦”(我不知道)，让我们还在继续头痛。语言直接见出广东文化的卓然独立特性。

如此一个曾经的流放恶土，为什么可以创造中国的经济奇迹？

这就需要剖析广东城市的根。以城市发源为例，广东的广州，起源上与中国传统的城市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地域偏远，既不需要像城那样为政治而建(如北京)，也不需要像镇那样为军事而设(如武汉)，闲置一旁，自生自发，于是从一开始就为商业与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而立。

北京是城，武汉是镇，上海是滩，广州是市。市是广东区别于中国任何其他省区的标签。

市，直接含义，就是做买卖，或做买卖的地方。

正因为以市立城，一市到底，广州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西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到了宋代，居然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粤商作为一个“帮”，亦终于崭露头角，并用实践证明一个人间奇迹。

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渊源

我们今天说粤商，事实包括三块，广府、客家和潮汕。以市立城，一市到底的广东，发育起来的粤商，在精神的提炼上，一度以“敢为天下先”自称。最近还有人写书，说“广东人是天下的眼”。

以“敢为天下先”来形容广东，大致不差。

广东人的敢与先(粤语叫“头啖汤”)，首先又得益于地域。因为天高皇帝远，传统广东人自由、自然生长，他们受政治的管制较弱，对政治并不关心，而以市立城，一市到底，让他们对发财很有兴趣，精明开放广府商人，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而潮汕临海，潮汕商人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开放意识浓烈，敢闯敢干。比方李嘉诚(专栏)就是今天潮汕人的骄傲。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才迁徙过来，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商内商外都让人侧目，洪秀全、孙中山、黄遵宪、叶剑英就都是客家人。而襟山带海的地理，中原带来的优秀文化，培育了广东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