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超生事件几问—— 评张艺谋超生(2)

有人用集中营作打比方：“当集中营中的一些犹太人幸运的获得了逃跑的机会，那没机会逃跑的犹太人是不是应该去检举、制止他们逃跑？”但是，如果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扣押了一个德国军官，为了这个军官的人权，是否应该放了他？如果扣住一个军官的太太呢？

当然，社会是灰色的。从老百姓贿赂取得豁免，到权贵的特权，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条线很主观。但在中国语境下，我还是愿意把权力的三亲六戚，朋友哥们都算进来。

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第四个问题：这么做有积极意义吗？

中国的很多问题，正源于特权。当某些群体的权力越过了个人权利的边界，侵入了公民个人权利范围的时候，从被侵犯者的角度看，这形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所以，特权是各种社会问题、各种不合理法规的始作俑者。当特权阶层可以不受这些规则制约的时候，就会更进一步地固化、强化不合理的规则，使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计划生育对权贵没有强制性，那么，计划生育就没有了任何居于庙堂之上的反对者，从而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老百姓软化。这不是对计划生育的瓦解，而是对计划生育的极大强化。所以，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个一视同仁的恶法更恶。

因此，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除了宣诵价值观冲动外，还必须依据现实的、能够更大的实现公民权利的逻辑链条。

支持张艺谋，难道老百姓能凭着“张都超生了，我为什么不能生”的质问获得豁免吗？难道无锡计生部门在找不到张的同时就放松了当地工作吗？显然不是。现实中，从声援张为英雄，到保障更多人的权利，找不到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特供食品的例子已经很清楚了，虽然安全的食物是一个基本权利，但特供的存在，只会延缓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所以，并不存在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去达成消解恶法的逻辑链条，这种愿景是幼稚的。

相反，批评这种合谋与默契，反而可能有用。

这种对特权的质问，正是消灭特权，推动历史、人权进步的源于人性的动力与途径。

压榨的本质不过是“我可以有，你不能有”的特权，而“王公将相宁有种乎”，实际上就是“凭什么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吃饭是人权，暴君不准别人吃饭，只准自己吃饭，而人民若是示威要求暴君也不吃饭，结果不是全人类灭亡，而是大家有饭吃；反之，支持暴君吃饭的人权，注定人民没饭吃。同样的，多年前反对官倒，无非是“你有批条，为什么我不可以有”的质问，这没有消灭掉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反而促进了更多人的经济自由。

可见，特权群体的某项特权具有人权的性质，并不是维护这一特权的理由。只有当特权削弱，人权才能伸张。在历史中，君主立宪，往往也是君权不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虽然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如理工科严谨，但道理与现实总是相映成趣的，而且来得很快：当特权受到逼迫，在舆论压力下，张艺谋的声明提及的一个理由就是，单独的新政让他可以生第三个孩子。这实际上就把新政是否应该具有追溯效力提到了公共话题中，为当下很多人的权利开拓了一条潜在的救济途径。显然，这比他成为英雄后的名“利”双收然后“闷声发大财”，具有更现实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