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时代电视媒体应构筑外部监管网络

一、媒介融合给电视媒体的监管带来新挑战

作为负责精神和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的社会部门，大众传媒肩负传播信息、交流思想、引导舆论、守望社会、传承文化、娱乐大众等诸多职能，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公正的代言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文明进步的助推器，在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人文环境构建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媒介融合趋势的日益加深，网络媒体作为“第四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日益增强。一方面人类经典文化的文字和声像资料，可以借助网络技术“数字化存活和传播”，传统媒体也纷纷借助网络“高速公路”而获得了更宽泛、快捷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色情暴力、恶意诽谤、肆意炒作等消极现象在网络上也随处可见，并且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职业操作。

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媒体的规范与监管。媒体的规范与监管历来是一道难题，新媒体的高速发展，使目前互联网的政治传播、文化表达功能呈现出一种泥沙俱下的状态。传统媒体在传媒产品生产、传播与经营活动中也有意或无意地放弃自身的社会责任、片面地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和庸俗需求的不良传媒运作倾向愈演愈烈。一些媒体视低俗为幽默、肉麻为有趣、庸俗为时尚，追求感官刺激，大肆炒作“性星腥”等格调低下甚至不符合社会正常思想道德规范的色情、淫秽、暴力内容，频频制造传媒乱象，已造成媒介功能异化、传统价值体系消解、媒介公信力受损、媒介生态恶化等一系列负面影响。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传统的电视媒体政府监管体系呈现出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法制化水平不高，监管主体过于单一、非政府监管力量微弱等突出问题，严重阻碍了电视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对于广播电视媒体在互联时代出现的一些变异现象，需加以警惕并加强规制。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监管与规范的困境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媒介产品的传播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且不受边界限制，自由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产品越来越多的“去意识形态化”，而多元化、全球化传播环境使得迎合人类本能欲望的“低俗”媒介产品迅速泛滥成为可能，这已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媒介融合带来新的传播技术的便利和传播内容的强大流动性、交互性，使得传播环境更为复杂多元。场域理论的鼻祖布尔迪厄指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布尔迪厄发现，收视率对电视的直接作用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于是最有收视效果的社会新闻取代了电视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这种市场逻辑和商业利益反映在传媒上就是对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过度追求，迎合市场和适应各阶层观众口味成为媒介获取效益的原动力。

而受众兴趣最容易重合的往往是那些包含名人隐私、绯闻、暴力、色情等低级趣味元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些地方的电视荧屏上就出现了低俗、庸俗、品位和格调都存在严重问题的节目。有的访谈节目，以所谓嘉宾离奇的个人情感作为卖点，甚至不惜臆想和编造嘉宾身份，制造所谓的“火爆点”；而一些相亲节目则靠出位的言论博得舆论的热炒。

在这种审丑审俗的理念之下，一些电视媒体的从业者放弃了自己身上肩负的社会职责，把节目沦为了仅仅赚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在全球化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行业的内容延伸、方式转变、手段融合，既给人们带来全媒体的新体验，同时，也将自己暴露在泥沙俱下的媒介融合新浪潮和商业利益的诱惑之中，也正在导致广播电视传播理念、业务形态、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传统广电媒体的管理和引导，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经验，但面对媒介融合下不断出现新的媒介业态和不断拓展的视听业务，广电行业监管和规范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