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传播的未来展望

中国网民的数字化生存首先意味着大众可以真正参与主动传播，这是一项有利于民意自由宣泄和整个中国社会信息顺畅流通的变革，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突然被互联网放开的言论通道有些类似于积聚已久的堤坝开闸放水，既有快意流淌、包容万物的河流，也有污浊阴暗、垃圾遍布的泥流。对待这一威力巨大且发展迅猛的新兴传播力量，既不能也不可能简单粗暴地进行全面管制，也不应该对网络暴力、黑暗、色情等各种低俗信息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网络信息传播的未来，需要在保证网络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技术、行政和法规等监管手段对网络信息传播加以逐步规范。

网民传播的无边界性与有自觉性的统一

MSN、QQ、飞信、博客等还在让网民倾心不已时，视频网站、微博、社交网站等又流行起来。这表面上属于技术手段的花样翻新，本质却是网民应用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叠加和拓展，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网民对信息传播活动热衷度和卷入度的大大提高。

与网络信息使用率相伴而“升”的，是网民参与新闻传播和信息表达机会的增多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仅以网络新闻为例，“截至2010年6月，网络新闻使用率为78.5%，用户规模达3.3亿人，半年内增长2201万人，增幅7.2%。”①一个典型案例是被网友称为甘肃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中“报道灾情第一人”的普通90后大学生王凯，当时放假在家的他通过一个可以上网的旧手机，第一时间通过个人微博发布了舟曲爆发特大泥石流的消息。王凯在微博上每天直播自己看到的灾情，连续上传了300多条微博，被网民转发上万次，每天都有数万人在网络上等待他更新微博。有媒体赞扬他“在媒体抵达灾区之前，90后的王凯，一个人就像一个‘通讯社’”。

这并不是个案，江西宜黄“强拆”导致自焚、上海“11·15”特大火灾、浙江上访村官钱云会之死、唐骏假博士文凭、郭德纲徒弟打记者、“3Q”网络大战、河北大学“李刚门”、重庆“犀利哥”等2010年所有具影响力的突发事件，无一例外都与网络信息密切相关。在这些重大新闻议程的背后，是千万如王凯一样的普通网民，他们利用微博、论坛、飞信等网络工具即时发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新闻信息和情感反馈，初步形成一批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媒体”。

 但是，正如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所认识的那样，凡事必有两面性。网民言论完全自由、任其个性发展并不全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微博等“自媒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个人-个人”或者“传媒-个人”的信息传播传统，而转变为“个人-大众”的面向大众的网络传播渠道，如果网民不能自觉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依然把网络当成一个纯粹的信息宣泄场所，就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例如2010年9月的女画家“捉奸门”事件，②作为信息发布主体的女画家把丈夫出轨的隐私事件实时公布在新浪微博上，她的主观意愿似乎是给朋友们传达一种个人愤怒和抱怨，但是客观上让网络信息环境增加了一些低俗、黄色的不雅信息，而对该微博直播的围观者也是既有同情、理解者，也有看笑话、满足阴暗心理者；更可怕的是当中肯定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而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今天都无法评估出类似的低俗信息对未成年网民的心理和成长会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6月8日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指出：“未成年人约占中国网民的1/3，已成为中国网民的最大群体。互联网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和有害信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③白皮书中还保证中国政府会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并把保护未成年人放在维护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优先地位。可问题是网络的信息容量实在是任何其他传统媒体没法比拟的，海量性特征决定其监管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单凭传统监管方式和监管力量根本无法完成绝对化规范监管。这种情况下，网民进行传播时的信息自我筛选和清理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把好源头的重要一关。

网络传播正在大步迈向全民“自媒体”时代，这客观上需要所有参与网络信息传播的网民主动培养自身的媒介素养和传播能力，特别是对于公开信息的自觉把关。短期来看，这似乎暂时缩减了网民信息传播空间，降低了网络言论的自由程度；但长远来看，网民主动自觉的把关行为不但不会阻碍网络舆论的公开性和自由民主意志，反而可以促进网络环境的有序化和规范化发展，客观上必将促进网络言论的民主进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