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国格局初步形成

作为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模式的一大创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中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体制的创新，不仅妥善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本扭转了大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而且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美化城乡环境、实现文化遗产永续传承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赞誉。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初步建成开放，23个入选立项名单的考古遗址公园也在有序推进。众多大遗址摆脱了历史辉煌与现实凋敝的尴尬，实现了从城乡发展的死角到城市名片的华丽转身。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积极与地方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或共建协议，有效整合中央和地方在政策、技术及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与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证明，通过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可以较好地解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发展问题，实现“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人民生活改善好，经济社会发展好”的总体目标。11月，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大遗址保护现场会暨大遗址保护荆州高峰论坛，共商大遗址保护大计。本报将论坛上的讲话撷英采华，以飨同好，望能襄助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科学保护大遗址全民共建惠民生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遗址保护的全国性格局初步形成，并朝着“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150处大遗址为支撑、覆盖全国、全面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迈进。

新时期新形势下，“科学保护大遗址，全民共建惠民生”必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首先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要处理好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不断深化各种制度设计，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的转变；要将考古工作贯穿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始终，将规划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通过规划来统筹指导各项工作，实现大遗址保护的全面推进。

同时，必须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做好“五纳入”，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地方发展需要的大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要鼓励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让民众成为大遗址保护的生力军。

此外，必须坚持惠及民生的目标不动摇。要理顺遗址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关系，努力做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空间环境，致力于为广大民众提供公共文化场所；要考虑广大民众的基本文化需求，突出城市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增强民众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依托大遗址保护建构朝阳经济格局

王宏（朝阳市副市长）

朝阳是东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城市。朝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牛河梁遗址保护工作，确定了以强化文物本体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重点工作为牵引，综合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工作目标。近年来，逐步健全机构，颁布实施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规划》和《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保护条例》，编制了《牛河梁遗址申遗文本》，夯实大遗址保护基础工作；加强政府主导，强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依托大遗址保护成果，对考古遗址公园和牛河梁红山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新城建设进行三位一体的统筹安排，初步形成以大遗址保护成果为牵引的“考古遗址公园—旅游产业园区—新城区—老城区”链条式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桂林大遗址的个性化保护策略

陈丽华（桂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结合桂林市正在实施的“文化立市”与“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我们积极做好大遗址保护与多学科研究、与旅游、与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促进桂林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桂林市人民政府坚持规划先行，成立了“桂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并根据不同的遗址类型实施不同的大遗址保护策略，建设“小而精”的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岭南最大的桂林靖江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桂林靖江王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形式，逐步解决资金缺口较大等瓶颈问题，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为造福人民、群众拥护的惠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