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辉县琉璃阁甲乙墓青铜器

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是1936年河南博物馆发掘的，由于时值战乱，这批重要资料未来得及完全整理，文物就辗转流离，大部分文字资料散轶。关于琉璃阁甲乙墓的情况，曾有学者进行记述和探究。由于条件所限，他们对两墓随葬器物等情况的介绍不完全甚或有误，造成了长期以来学术界无法利用两墓资料的状况。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充分发挥这批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2001年，在李学勤先生的建议下，河南博物院组织了研究小组，对这两座墓葬的资料进行搜集并作了系统研究。

2001年，我们在对辉县琉璃阁甲乙墓青铜器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故宫青铜器》一书①中收录的几件青铜器与河南博物院收藏的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结合许敬参、郭豫才先生有关两墓的11篇研究文章②，初步确定《故宫青铜器》中的235号蟠虺纹豆1件、253号蟠螭纹编鎛3件、282号嵌红铜象纹壶1件、294号蟠螭纹编钟9件、311号匏形壶1件为两墓文物。

《故宫青铜器》记述235号、253号青铜器的来源分别为1958年、1956年国家文物局调拨，并且指出它们出土于辉县；282号仅指出为1959年入藏；对294、311号文物的来源分别定为1960、1959年收购。当时对这些青铜器不同的入藏原因，我们没有太大异议。但是，我们从1950年9月签订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提取河南省博物馆存渝古物目录清单》（以下简称《清单》）③中得知，确有一批（27件）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文物调拨至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而书中的294、311号文物为收购而来值得怀疑。所以，我们针对294、311号青铜器进行初步的“验身”，发现311号匏形壶与许敬参著述的基本一致④。虽然294号9件编钟的来源为“收购”，这为我们的思考带来一定的顾虑，但《清单》中的12件编钟的数量与253号鎛3件、294号9件编钟的总数相合，且当时我们已确定253号编鎛3件确为琉璃阁甲墓文物⑤，由此可以说明294号的9件编钟极有可能为甲墓文物。更重要的是许敬参《编钟编磬说》中也附有甲墓出土钮钟的照片和详细尺寸，这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