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云天—品读文化镇江

中国文化在历史学上常常以地域不同而划分为一些风格迥异的品类，如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而区别这些不同文化的并不仅仅因为它所拥有的不同名称，它们的独特内涵也使其闪烁着同样亮丽的光华，比如语言，建筑，民间制作，地方剧种，服饰文化等等。

我们所处的城市最接近的是吴文化和楚文化区域。镇江正是二者文化的融汇之地。在现代文明大潮竟日竟夜的冲刷下，古文化的遗迹实际已无多少尚存的明证，唯有通过现代生活中的交流工具——语言，还略微可分辨出它以前的真实。有意思的是，当镇江操着一口首重尾轻，豪放之余透出舒缓的乡音走南闯北时，常被人误认了乡梓。囿于自我的江南人指认镇江人是江北佬，到了北方，又会被率直的北方大汉嗤只以“南蛮”，最后连镇江人自己都莫衷一是，落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使在有关的语言专著中，镇江话也仅仅是被称作“吴侬软语”向北方官话过渡的一种混合性地方语种，因此在语言学的类分上也难以明确其归属。

镇江人因此常常陷入由这种不偏不倚的方言所造成的世俗和文化双重的委屈。

事实上，镇江的历史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文化归属。春秋时，被称作“朱方”的镇江是禹的贡地，合属吴王的疆土。后楚灵王起兵伐吴，攻破朱方，而吴反攻且收复朱方。直至越国灭吴国，楚又灭越，朱方改称谷阳。就这样，本已是纤丽浮华的吴越之地，却平添出几分楚风的悲烈与张扬。三国时，被称为“谷阳”的镇江又属东吴的都城。而南北朝时宋王刘裕起兵京口，但他的军队确奇怪地被称为“北府兵”，镇江又和北方牵扯到一起，甚至到宋代镇江还被称作“徐州”。好一个南徐州。镇江人真是找不着北了，你说，好端端的一个江南温柔乡何以竟是“徐州”地了。

滚滚东流水似一支巨笔，它不仅划分了语言，民俗，而且也隔阻了经济的贯通，使得江南和江北竟然有着那么多的差别和不同。自然的江河把镇江划在了南边，但历史的长河确始终不依不饶地把镇江与江北接合得密不可分。地属江南的镇江与苏南各地相比，确实显得有些突兀，有些似是而非，甚至同整个江南也有些格格不入。镇江既有江南的地区特征，明显的纵横水网和古朴幽深的老街，精美雅致的园林，又有着江南缺失的绵延山丘，大江大河，以及英烈千古的古炮台。千百年来，镇江一直承受着非南非北的无奈。寒来暑往，这种无奈逐渐让镇江人生发出一种逆反心理，管它江南也好，江北也罢，索性抛开地域的束缚，精心设计和构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完善的本土文化。凭藉长江和大运河的十字交汇，丘陵和水乡的层层相连，舟楫便利使镇江成为人文荟萃，商贾云集，信息灵通的“银码头”，于是镇江借助旧文化的滋润，以江南文明为文化底蕴，吸纳中原文化的王者之气，逐步形成了一种胸襟宽广而造化于心的文化性格。，

镇江人知道， 脚下的这块土地无法造就出油璧车里的苏小小，也造就不了范蠡，西施隐迹太湖这样一唱三叠的传说，即使是一则白素贞水漫金山的故事，也还要在西湖断桥边，雷峰塔下结尾。镇江必须变得聪明起来，凭着真山，真水，真趣，便无需花费心神去营造精巧的曲径回廊，和苏州园林一较高低，也无需无中生有地去凿湖引水，和浓妆淡抹的西湖争几分颜色。于是，镇江文化不再与江南文化的纤丽，柔美处重叠，而是突兀于江南文化的显处，特别是它的忠义之风，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忠君报国思想，还是近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壮志豪情。镇江的这种忠义文化使得这片热土在中国历史和江南文化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杭州岳坟，并且快意于坟前至今长跪不起的秦桧和王氏，在这里，英雄和奸恶就象黑与白一样特别分明，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极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几乎和岳飞同时代的抗金名士——丹徒人陈东，在他屈死后，后人也曾铸奸人铁像一对，跪于陈祠长阶前，只不过这对铁像后来被毁。

《至顺镇江志》载：“陈东，镇江丹阳人。、靖康初，东率同舍生上书，历诋六人者，指为六贼(指蔡京，童贯，梁师成，之流)，乞正典刑。六贼即窜，宰相李邦彦辈皆欲与金议和，复率同舍生伏阙上书，斥邦彦等。”宋宣和年以来，梁师成，童贯之流凶焰滋长，至靖康元年，陈东率一千多名太学生联名上书，弹劾梁师成等六人，后又请求恢复主战派代表李纲的职务。建炎元年，陈东又三次上书直谏时政，不幸被奸臣汪伯彦，黄潜善所害，其死之烈，令世人为之动容。据《坚瓢集》记述，后人为纪念陈东，在其家乡丹阳立陈少阳先生祠，并浇铸汪伯彦，黄潜善两奸臣铁像长跪于阶前，供后人唾骂。相传明嘉靖年间，南安名士郑晋在陈少阳先生祠时，曾感于先生忠烈而挥笔写了一副对联：“ 一生忠肝，千古纲常可托；两人屈膝，平生富贵何为”郑晋写毕，掷笔长叹，谁知阶前的跪像应声而倒，从此毁去，至今不存。

岳飞是中国人心目中忠义的典范，而陈东此举与岳飞领兵抗金的行为相比较，其实是异曲同工。岳飞身为保民戍边的大将军，驰骋疆场原本是“本职工作”，而陈东一介儒生却忧国忧民，“以下犯上”，弹劾宰相，这里面的胆识和忠义却更胜一筹，只不过中国人一向景仰大英雄，对“秀才造反”不大理会，所以陈东在世人的心目份量不足。

作为一个镇江人，我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和岳飞一样忠肝义胆的陈东，并且要感谢当时的丹阳人，在陈东就义之后，给了他和民族英雄岳飞一样的待遇：立祠纪念，铸奸人像跪拜千年。就在陈东被害的次年，即建炎二年，因为主抗金而被投降派排挤的名将宗泽，也在镇江忧愤而终。宗泽在京口闲居七年，曾上疏24次，力请二帝还朝，抗金杀敌，收复大宋江山。无奈朝廷昏庸，奸臣当道，宗泽在临终前还挺直身躯三呼“渡河”，何等忠烈。宗泽去世后，被葬在镇江东郊的京岘山。清人张九徵有一首凭吊宗泽的诗：“宋代园林秋草边，夕阳遗址尚依然。松杉剥落精灵在，父老悲吟谏书传。弹指已成千古事，伤心莫话靖康年。陆公居地还相望，两地忠魂泣杜鹃。”该诗对宗泽当年壮志未酬的体会较深，表达了一种千年兴亡的遗恨。同时诗中又引出一位镇江的忠魂，就是“陆公”陆秀夫。这位南宋末年的宰相3岁随父迁居镇江东郊汝山，与宗泽墓相距不远，自幼秉受了忠魂义魄的熏染，面对山河破碎的大宋江山，陆秀夫常泣泪立誓抗元救国，建立不朽伟业。祥兴三年二月，元兵攻破宋军驻扎在海南岛的水军大营，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立下以身殉国的决心，他先仗剑将一家老小驱入海中，不使其受敌辱，然后自己背负幼主纵身跳下南海。为纪念陆秀夫，镇江百姓曾在金山建陆公祠，乾隆年间先后移至鹤林寺，青云门，现已不存。

镇江人应该以这三位先人而自豪。一个地方应该拥有足以使自身名动四方的人或事或风景，而镇江不应总是懊恼，为什么这儿不如人？那儿又不随心？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看，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陈东，没有陆秀夫？是的，他们是镇江的骄傲，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起码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傲。

当然，忠义可嘉的英雄在镇江还不止这几位。在镇江的历史长卷里，灿若星河的忠义之举难以计数，诸如祖逖京口江面击楫中流，举义师北伐；陆游北望中原，在京口重整军备；辛弃疾高歌北固亭，规划北伐；顾亭林四顾镇江，整军经武，以图抗清复明；赵伯先“巨手劈成新世界，雄心恢复旧河山”等等。镇江的历代先贤使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当仁不让地占据一席之地，镇江忠义文化的声名甚至远播西洋，鸦片战争中，英军进犯镇江时，焦山炮台守军顽强抵抗，拒敌于江面，时间长达月余。恩格斯曾为此评说，如果中国军人都象镇江守军那样，那英国人绝对到不了南京。

至此，镇江人的委屈和无奈，应该被掸落了，象久落的尘埃。但是我却有一些遗憾，上文提及的陈少阳先生祠，陆公祠，宗泽墓，如今大多荒废不存。(宗泽墓只是近年才修造)这些供人纪念的形式上的表现尚且如此，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又如何呢？我不知道像陈东，宗泽，陆秀夫，顾亭林，赵伯先这些人名，还能够被我的，或者我们的子孙记住多少，记住多久。

我相信，如果随意向一位镇江人问起镇江的人或物，他首先告诉你的一定是金山寺，白娘子，抑或是镇江香醋，锅盖面，很少有人告诉你陈东，陆公祠，赵伯先，宗泽墓这些熠熠生辉的名词，更没有人会带你去人迹罕至的宗泽墓。(他们甚至找不到)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把镇江和金山寺，白娘子，和镇江香醋，锅盖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林林总总一古脑儿地塞给外乡的来人，而似乎忘掉了那些让人血脉贲张，怦然心动的名字。于是，许多人是在先知道了水漫金山，镇江香醋之后，才了解镇江的，这不能不算是镇江的另一种委屈和无奈，但这是镇江人给自己的委屈和无奈，是自加的，便也怨不得旁人了。

前些时候，偶尔读到陆游的《镇江府城隍忠佑庙记》，文曰：“汉将军纪侯以死脱高皇帝于荥阳之围，而史失其行事，司马迁，班固作列传弗载也。”，文字间颇为汉将纪信鸣不平。而古代镇江百姓倒是识英雄，重英雄，远在荥阳之千里之外为纪信立祠，所以有了镇江的城隍忠佑庙(今城隍庙)。可放翁身后百年，迭经兴废，城隍庙早已不存，纪信也鲜为人知，若放翁有知，又该作如何感喟。

我觉得时间象一只无声无息的工蚁，它在不知不觉中把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点记忆悄悄地搬走了。司马迁，班固没有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信息留在竹简纸帛上，但我们面对那山一般的史册又能记住多少呢？我不会去责备，也不会去后悔，因为是过去就要面临遗忘。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毫无保留地就忘掉了一切，即使是一张筛子，它留不住泥沙，但它可以留下别的什么。今天的人们可以忘掉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名字和事件，但是不可以忘掉他们共同的精神，品德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留出一些记忆空间，给那些赋予历史以生命的先人，权且记住一些，哪怕只有一个名字，或者一件事。